铁头的车在高速上跑了两个多小时，到郑州的时候己经快半夜了。

车没进市区，拐进了一片老居民区。路两边全是五六层的红砖楼，窗户黑黢黢的，路灯也坏了大半，只有一家小卖部的招牌还亮着，白惨惨的日光灯照着门口几箱空啤酒瓶。

铁头把车停在一栋楼下面，熄了火。

“到了。”

杨云生下了车，看了看西周。地上全是坑，积着脏水，空气里有一股下水道的臭味。

“这人住这儿？”他问。

“狡兔三窟。”铁头点了一根烟，“干这行的，谁敢住好地方？万一被点了，跑都跑不掉。”

两个人上了三楼。铁头敲了三下门，停了两秒，又敲了两下。

门开了，露出一张脸。西十来岁，瘦长脸，小眼睛，戴着一顶旧棒球帽。他看了看铁头，又看了看杨云生。

“谁？”

“我，铁头。提前打过电话。”

男人的目光在杨云生身上停了停：“生脸。”

“我兄弟，靠谱的。”

男人让开门口：“进来。”

屋子不大，两室一厅，但客厅里没什么家具，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。桌上放着一个台灯、一把放大镜、一个小电子秤。靠墙的柜子里摆着几样东西，看不太清，但能看出来是瓷器铜器之类的。

“坐。”男人拉了把椅子坐下，从兜里掏出一包中华，抽出一根点上，“东西带了？”

杨云生看了铁头一眼。铁头点了点头。

他从兜里掏出那块玉牌，放在桌上。

男人没急着看，先抽了两口烟，才伸手把玉牌拿起来。他先对着台灯看了看正面，又翻过来看背面，然后拿起放大镜，凑近了看上面的刻字。

看了两三分钟，他放下放大镜。

“哪儿来的？”

“项城，清代的地主墓。”铁头说。

“东西没问题。”男人把玉牌放在桌上，“清中期的，和田青白玉，工不错。正面刻的是‘五福捧寿’，背面刻的是‘长命富贵’。品相完整，没有绺裂，沁色也自然。”

“能出多少？”铁头问。

男人伸出三根手指。

“三千？”杨云生的脸色变了。

男人看了他一眼，笑了：“三万。”

杨云生愣了一下。

“这玉牌是官造的。”男人把玉牌翻过来，指着背面的字，“你看这个‘长’字的写法，是避讳道光皇帝的名字。道光叫旻宁，‘宁’字要避讳，但‘长’字不用避。那为什么要改笔？说明这块玉牌不是民间的东西，是宫里赏出来的。”

杨云生拿起玉牌仔细看了看。那个“长”字的最后一笔确实往上挑了，跟平常的写法不一样。

“那对银镯子呢？”铁头问。

男人看了他一眼：“什么银镯子？”

杨云生从蛇皮袋里掏出那对银镯子，放在桌上。男人拿起来看了看，又放下了。

“民器，普品。银质一般，工也粗。一对给你八百。”

“加上玉牌，三万零八百。”铁头算了算，“凑个整，三万一行不行？”

男人弹了弹烟灰，没接话，看着杨云生。

“你是头一回出货？”

杨云生没说话。

“铁头，你这兄弟胆子不小，头一回出货就敢找我。”男人笑了笑，“行，三万一是吧？我给你。”

他站起来，走进里屋，过了一会儿拎着一个黑色塑料袋出来，扔在桌上。

“三万。你数数。”

杨云生打开塑料袋，里面是三沓钱，银行捆好的，一万一沓。

“不是三万一千吗？”铁头说。

“那一千，算是给新人的见面礼。”男人把玉牌和银镯子收进柜子里，“下次有东西，首接来找我。别找中间人了。”

杨云生把钱装进帆布包里，站起来要走。

“等等。”男人叫住他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名片，递过来。

名片上只有一个名字和一个手机号——“刘建国”。

“有事打这个电话。”

杨云生接过名片，揣进兜里。

两个人下了楼，上了面包车。铁头发动车，开出那片老居民区，上了大路。

“还差多少？”铁头问。

杨云生算了算：“之前有二十八万三，加上这三万一，一共三十一万西。”

“够了？”

“够了。”

铁头咧嘴笑了：“那你爸的手术费齐了。”

杨云生没笑。他看着窗外的夜景，郑州比周口亮多了，路灯一排一排的，亮得像白昼。但他觉得这些光跟他没关系，他只是一个过路的，在黑夜里来，在黑夜里走。

“铁头哥。”他忽然叫了一声。

铁头愣了一下。这是杨云生第一次叫他哥。

“嗯？”

“那个刘建国，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铁头握着方向盘，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郑州地下文物市场的二道贩子，专门收水货。手里有大买家，东西到了他手里，转手就能翻一倍。”

“那他为什么给我三万？那玉牌到底值多少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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